曙光降临，麦穗翻滚，穿越百年，正青春。忆往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栉风沐雨百年，团结进步青年，向党的方向踔厉奋发。

　　1924年

　　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3月22日至4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

　　6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建立。各地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选派了一些年轻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军校学习，教官中也有共产党员，他们是军校的革命骨干。

　　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人。该讲习所共办六届，第六届由毛泽东任所长。

　　12月，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的通告。通告指出：“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党建筑社会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同时要求，在促成会工作的党和团的同志，合组一党团，直接受中共地委指挥。

　　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青年运动》等决议案指出，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青年团要在政治上要服从党的领导，但在青年工作范围内可以有自己的活动。

　　1月26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贯彻党的“四大”精神，动员全团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并通过了宣传、组织、团的教育和经济斗争等决议案。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育南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在30日举行的团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张秋人、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常务，张太雷为团中央总书记、《团刊》编辑，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兼员工部主任、《中国青年》编辑，贺昌任工农部主任，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刘尔崧、涂正楚、刘伯庄、夏曦分别为团中央驻广东、安源、北京、湖南特派员。

　　2月1日，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正式成立。该会是一个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革命团体。

　　2月7日，共青团中央局以“总校（团中央代称）教务处（中央局代称）”的名义发出由张太雷和任弼时联合签名的第七号通告，宣布关于颁发团证的事宜及要求各地在一个月内将团组织的情况报团中央组织部。11日又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调查组织系统情况。同年4月14日又连续发出两个有关颁发团证和要求各地组织定期报告组织情况的通告（四十一、四十二号）。

　　2月9日至3月1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领班虐待工人而罢工，并形成2月罢工高潮。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

　　3月21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规定：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如果该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太少，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同时规定团中央及地方团的农工部负责人参加同级党委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以便协同统一指挥职工运动。在工会组织内工作的党团员应联合组织党团。

　　3月24日，团中央通告全团，团中央内部刊物《中学校刊》改为半月刊。

　　5月6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联席会议决定：因工作调动免去张太雷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由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员工部主任林育南担任总书记，在林育南未到职前，暂由任弼时代理。8日，共青团中央通告全团。

　　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方借故开除工人，关闭工厂并停发工资。工人据理斗争，日本资本家不仅不答应，还悍然开枪打死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这一流血事件激怒了上海工人、员工和广大人民，成为“五卅”爱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5月30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校员工二千多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向群众讲演，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提出“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租界巡捕连续抓人，激起近万名群众聚集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员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11人，伤数十人，被捕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惨案发生以后，上海2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员工五万余人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帝国主义变本加厉残酷镇压，严重的流血事件连续发生，这就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发出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和告全国青年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罪行，要求世界青年工人声援，号召全国青年“继死者未竟之志”，准备对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争。

　　6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世界青年工人》发表。

　　6月19日，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举行大罢工，省港罢工爆发。

　　6月26日至7月6日，中华民国员工联合会总会为了确定全国员工在“五卅”运动后的政策，集中指挥员工运动，在上海召开了第七次全国员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任弼时、恽代英领导下召开的。

　　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并通告全团：任弼时任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贺昌任工农部主任，林育南任员工部兼妇女部主任，刘昌群任非基督教部主任。

　　8月，《中国青年》第87期刊登恽代英批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文章《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文章揭露了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国革命的实质。在这前后，《中国青年》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

　　10月上旬，根据中共四届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政治方针，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团的任务、组织、问题、政治宣传工作、经济斗争、员工运动等决议案。会议决定共青团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全团必须“扩大并更加注意于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使团成为真正“能指挥引导广大的青年工农和员工群众”的组织。会议还决定整顿和调整领导机关的部门设置：取消团中央和各级团委的工农部，设立经济斗争委员会；调整组织部与宣传部的职能，宣传部负责对外宣传和内部团员教育，组织部负责青年群众运动的组织和团组织发展工作；取消各级团委的员工、妇女、非基督教等部，必要时可组织各种委员会；规定各级执委应由5人组成；团中央设立：总书记－任弼时，组织部－林育南，宣传部－恽代英，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涂正楚，员工委员会书记－刘昌群，非基委员会书记－刘昌群兼，上海地委书记－贺昌兼任，妇女委员会书记暂缺。

　　10月2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第八十九号通告，指出《中国青年》应完全改为共青团中央“真正争斗的机关报”。

　　10月29日，共青团中央发出第九十一号通告，要求全团防御和反击国民党新右派及国家主义派对马列主义的联合攻击。

　　11月6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第一〇二号）要求重视农民运动。

　　11月27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思想理论斗争的通告（第一一二号）。通告指出五卅运动后，“革命的势力固然发展强大，同时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亦因此而团结了他们的实力”与革命派斗争。随之，“必有一时期从实际的斗争，移到思想和理论上的斗争”，如国家主义派、戴季陶派的反俄反共。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才能领导群众“在我们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的胜利”。不然，“为反动派所乘，使群众有离开我们之危险”。为此，要使团的刊物“民众化”，报道各地斗争，指导革命运动，要整顿发行工作，扩大出版物的影响。

　　12月，团中央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指出：到11月1日前，全国除甘肃、新疆、贵州、黑龙江省外，均已有团组织，计32个地方委员会。团的工作“很大缺点”是缺乏青年特点，和党的政治工作没有分工。为此提出了实现“党团分化”的措施。汇报中还建议，党团分化工作“不要机械执行”，并希望党给予共青团“组织方面和鼓动方面的全面帮助”。

　　1926年

　　3月13日，《中国青年》第一一六期上刊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3月18日，为抗议3月12日日本军舰驶进大沽口，掩护奉系军阀炮击同情民众的国民军，并联合英美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进行武力威胁，在中共领导下北京民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政府指使卫队开枪镇压群众，造成死47人，伤二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各界民众以“五四”精神，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段政府残杀爱国群众的卖国行为。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

　　4月15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解散。

　　5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奉命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共青团积极动员大批团员和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北伐战争。

　　7月19日至22日，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怎样使团组织青年化和群众化。会议首次作出开展儿童运动决议案。

　　100年栉风沐雨，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带领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前赴后继、勇当先锋，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华章。